芬兰馆，一片冰心在玉壶

　　三联生活周刊：你建筑设计风格的来源是什么？

　　郭泰睦：当我回到大自然时，我有一个习惯，把自然界中空间和结构上的创新点搜集起来，储存进我的“数据银行”。这些自然片段可以作为我建筑设计的原材料。这次设计“冰壶”的过程也是如此。

　　我的设计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斯堪的纳维亚风格，在特定环境下的民族化和人情化。芬兰最著名的建筑师阿尔瓦·阿尔托强调，“建筑不应该脱离自然和人类本身，而是应该遵从于人类的发展，这样会使自然与人类更加接近”。他的风格——简单、纯粹、贴近自然，至今还影响着我和其他当代芬兰建筑师。

　　三联生活周刊：芬兰以其湖泊和森林覆盖率著称。作为可持续发展城市化的路径之一，城市与自然如何互动？

　　郭泰睦：赫尔辛基是芬兰最大的城市，拥有100万居民。然而，森林和大海距离赫尔辛基的大部分区域只有10到30分钟路程。

　　从我的公寓走到海边只要两分钟。我有艘帆船，停靠在10分钟路程外的游艇俱乐部所在的岛上。它叫“厄休拉”，我深以它为傲。这艘船建造于1922年，红褐色胡桃木船身，优雅的红蓝相间的帆。我已经把它翻修过了，它行驶起来比很多现代船只还快。夏天，我可以和朋友们在夜晚出海航行。冬天海水冰冻后，我喜欢在冰上走。就像是出海航行给我的建筑设计以灵感一样，大自然带给芬兰各个领域的人类活动以无限的灵感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从某种意义上说，芬兰或许是世界上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了。气候变化已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微妙影响了吗？你在设计中有何反映？

　　郭泰睦：以数十年为单位看，芬兰的冬天来得越来越晚了。小时候，冬天我每天滑雪去上学。现在，只有2月和3月份才有可能在赫尔辛基天然的雪上滑行。赫尔辛基的气候变得和柏林差不多了，冬天昏暗而多雨。我和很多芬兰人一样，很怀念往年下大雪的日子。

　　在不久的将来，城市建筑面临的一大挑战将是如何找到保护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建筑方式。建筑师的责任就是要为此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一点一滴的，不可能有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案。这次芬兰馆“冰壶”就是我的一个尝试，通过建筑、空间和功能设计搭建了一个可持续城市生活的平台，包含了自由、创造力、创新、社区精神、健康与自然六大要素。我们展示了如何利用建成的环境来增加社会资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仅需要经济资本，也需要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竞争性社会的前提，而竞争又使得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成为可能。建成的环境为这一过程创建了实际的框架。我们的目的则是要建造推动未来创新和人际互动的建筑物。

　　三联生活周刊：你对中国城市有何印象？“冰壶”设计中如何考虑文化上的对接？

　　郭泰睦：中国城市生长得很快。当我在中国旅行时，我尝试着去寻找一些古村、古城。幸运的是，如今仍然能找到一些。古代城市建造中包含了很多智慧，比如如何对待环境，新与老如何融合。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也还有机会去发现和尝试新的理念，为未来几代人的居住提供更好的方案。

　　我1994年第一次来中国，印象最深的是一种福建乡土建筑——土楼。土楼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微型城市，为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社区。从外部看，它所勾勒的城市形态很美。它是内向的，在一个特定空间给了内部居民以显著的身份认同。尺度合宜，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互动空间。和“冰壶”一样，土楼的院子也是朝向天空的，天空是日常生活的主要装饰品，将自然带向人们的生活。

　　我认为，土楼中的建筑和社会观念是传统的，也是普世的，并且幸运地作为世代的宜居样本，得以保留至今。“冰壶”设计与“土楼”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联生活周刊：想象一下，世博会后你希望“冰壶”如何被改造？

　　郭泰睦：尽管世博会展馆按规定是临时性的，“冰壶”还是按照永久性建筑的标准来设计的。世博会后，“冰壶”将被出售，并做后续利用。在设计方面，“冰壶”的使用寿命可以通过灵活的优质方案得以延长。作为其结构支撑的21条弧形钢框架通过水平钢梁和螺栓被固定在一起，可以被轻松拆卸。外立面材料足够坚硬，永不退色，全部都可以回收再利用。如果将来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再加楼层。

　　我当然希望它仍然留在上海。其内部空间可以改造成多功能的，比如办公、餐厅等等，灵活多变。不过最好的方案还是作为展览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作为背景，它还需要一个优美的城市天际线。■